《孙子兵法》说“可胜者，攻也；不可胜者，守也”，强者主攻、弱者主守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，明知无法取胜非要主动发起进攻，这是不明智的做法。然而，诸葛亮主持蜀汉朝政后5次北伐曹魏，他的继任者姜维更11次北伐，而在此期间曹魏主动向蜀汉发起的进攻只有3次。弱小的蜀汉在强敌曹魏面前反而频频发起主动挑战，似乎违背了战争的基本法则。

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少揣测，最流行的一个观点，是诸葛亮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主动示强的，刘备托孤时后主刘禅尚未成年，但几年后刘禅就年满20岁了，诸葛亮为了不还政于后主，所以故意发动北伐，但这种看法是狭隘的，它不符合诸葛亮一生所展示出的高尚政治品格。

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，诸葛亮对刘备十分敬重。刘备比诸葛亮大了20岁，算是两辈人，但刘备临终前一再叮咛儿子们与诸葛亮是不君臣关系，而是“共事”关系，让他们像父亲那样对待诸葛亮。刘备托孤给诸葛亮，诸葛亮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所上的《出师表》只有600多字，却13次提到“先帝”；

7次提到“陛下”，“报先帝”“忠陛下”贯穿全文，处处不忘先帝“遗德”“遗诏”，这种真挚感情不是能伪装出来的。

不过，就算陈寿故意黑诸葛瞻，他毕竟是个史官。中国古代的史官，其基本品质是能够保证的。也就是说，别人没做过的事情，他不可能乱写；别人没说过的话，他不可能乱说。只不过史官在写在说的时候，是想表达一种“微言大义”而已。

那么，陈寿写诸葛瞻说的那“三罪”，是想表达什么“微言大义”呢？

我认为，陈寿是想说，诸葛瞻打仗不行，却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。他说“三罪”，其实就是说，灭国的责任，首先是黄皓，其次是姜维，接着才是自己。

为什么说诸葛瞻把责任推在黄皓身上，是“微言大义”呢？

众所周知，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，除蜀中平原外，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，十分贫瘠落后，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。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，赢得“国际社会”的尊重，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，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，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。

在与东吴的外交中，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，协力抗曹。因此他必须拿出“振奋友邦、威慑敌庭”的姿态，所以要威武自强，以攻图存。如果示弱，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。因此蜀汉尽管弱小，但没有出现“弱国无外交”的局面。

另外还有重要一点，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。

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，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（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），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，从中亚获得利益，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。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，诸葛亮也必须北伐，这也就是诸葛亮、姜维争夺陇上，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。

诸葛亮北伐的动机当然“兴汉除佞，收复中原”。其实，作为“托孤”重臣的诸葛先生，北伐是带着压力与使命也有些不得已，几乎完全违背了当年隆中对策：“待北方有事，派一上将伐之”的既定战略。而诸葛亮北伐曹魏时，并没有什么出现可利用的，足以伐之必败良好机会。

相反诸葛亮北伐，使落寞的司马仲达得到重用，成为一生的敌人。如果，诸葛亮不北伐凭蜀川之险，曹魏对其是没有办法的。诸葛亮如果养兵蓄力，夯实基础，蓄足人力物力待机北伐，这样成功机会会大的多，因为川蜀之地自古富足兵糧，是争天下的绝佳后备地。

诸葛亮北伐正说明，他是真正儒家。三国志说他：“长于吏治，短于军事”是很中肯的。